上海遗产继承律师

　　2009年，季羡林先生去世5个月后，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故居丢失大量书籍、塑像等物品。遗产纠纷，还是盗窃案件，一时引起社会关注。

　　5月11日，一中院开庭审理此案，站在被告席上的两人，都曾住在季羡林故居，被检方指控盗窃故居。

　　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，又是怎样接近季羡林的，记者进行了调查。

　　站上法庭，王如“翻脸”。

　　5月11日，48岁的王如被控与他人，在2009年12月15日晚，盗窃故居内价值333万余的书籍等物品。在得知他人报案后，又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。

　　面对指控，王如手指公诉人，进行超出庭审范围的言语攻击。这令本案公诉人北京一分检代理检察员贾朝阳很诧异。

　　庭审前，贾朝阳曾对王如进行讯问，对方态度很配合，虽然不认罪，但“甜言蜜语”许诺“只要公正处理，出去后一定感谢你”。

　　大闹追悼会的神秘女子

　　这种“翻脸”，季羡林的儿子季承也见识过。

　　2009年7月19日，季羡林追悼会，一名自称季老学生、北大教授的白衣女子，当众大喊：“钱文忠（季羡林的学生）背后指挥季承抢夺财产。”

　　白衣女子正是王如。

　　季承认识此人，钱文忠博客透露，13年未与父亲见面的季承，2008年回到季羡林身边后，王如一直以北大员工的身份出现。

　　季承说，起初王如对他态度很好，“还说我是最正确的”。这给季承留下了“王如讲话公道、有理”的印象。

　　但北大校长办公室和保卫处的一份书面声明显示，王如不是北大在编职工，也非北大聘用人员，与北大没有人事关系。

　　是副教授还是学报编辑？

　　起诉书上，王如无业。

　　法庭上，她大声反驳，“关乎我的清白，我的尊严。”

　　按照她的说法，自己是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。年轻时从陕西师大毕业后被分到西安市第51中学做教师，所教的语文成绩在全市排名第三，之后就在西安交大附中当老师，因经常发表论文、散文、诗歌，被调到西安交通大学校报，后成为一家报纸的主任记者。“主任记者到大学里就是副教授。”

　　西安交通大学人力资源部证明，王如并没有所谓副教授身份，1984年自西安师专毕业后，1992年1月进入西安医科大学（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）学报编辑部，后取得编辑职称，但因未竞聘上岗于2000年左右离开。

　　原西安医科大学的同事回忆，王如离开后听说是去北大上博士去了。

　　直到大闹季羡林追悼会，照片上了报纸，老同事才知道“她成了北大教授，还跟季老有关系”。

　　通过“干妈”接近季羡林

　　王如能接近季羡林，与李玉洁有关。

　　季承在《我和父亲季羡林》中称，1994年12月至2008年11月，他和父亲因家庭内部原因一直没见面。

　　季承说，父亲季羡林身边经北大正式任命的秘书只有早已过世的李峥，父亲晚年最后十多年时间一直是李玉洁在身边，直到2006年李玉洁长期住院，才改为杨锐短暂“代班”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如。

　　按照王如的描述，她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北大后，“因为我的母亲是季老38年的秘书兼助理，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成为季老晚年的御用记者，2006年李玉洁病倒，季老任命我为基金会秘书长助理，代理李玉洁的职位。”

　　她口中的母亲，就是李玉洁，至于二人何时成为母女关系，她表示“我没有资格回答你！别人没有权利知道！”

　　截至发稿，记者未能联系到李玉洁核实。但此前李玉洁接受采访时曾说，王如确实是她的干女儿。

　　王如的辩护人裴愚称，李玉洁应该是在看到王如写的一些报道后，开始起用她，但王如没透露过具体时间。

　　一个大致的轮廓是，王如通过李玉洁接近了季羡林，并在李玉洁病倒后，开始实际“主持工作”。

　　本案中另一盗窃疑犯方咸如，也是通过李玉洁接近季羡林的。

　　方咸如称，上世纪90年代来京打工，妻子在北大干保洁，恰好李玉洁家中需要人长期做饭，妻子就到了李玉洁家中，他认识了李玉洁。

　　后来季羡林家需要看门人，方咸如从2002年1月上旬搬进朗润园13号公寓，负责照顾季羡林起居以及种花、养猫等，并掌握钥匙。

　　方咸如说，最初从李玉洁手中拿工资，李玉洁病倒后让他一切都听王如的。

　　“想做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”

　　按照王如的说法，由于季羡林长期住院，朗润园公寓内还有三尊印度送来的佛像，2002年后她便搬入了季羡林卧室，负责供奉佛像。

　　多名北大教职工、保安、礼品店店员等人证言显示，季羡林住院、季承尚在外的情况下，王如、方咸如成了这套房子的实际居住者，无论是叫人修玻璃、送货、甚至案发当晚帮忙搬运物品，没有人对他们即代表季羡林或季家产生过怀疑。

　　案发后，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马志冰在内，多名与王如接触过的人都表示，“她要下手，有太多机会了，要偷也偷点值钱的字画，犯不着偷书”。按照王如的性格，“是想做季羡林基金会的秘书长，借着季羡林的名字，做成国内的诺贝尔”。

　　王如对外还自称是季羡林海外基金会秘书长助理。

　　5月13日，马志冰回忆，2009年6月，王如找到他家，谈一位北大的学生想攻读马志冰的研究生，其间说到帮季羡林筹办8月份的生日，“季老要回家办个生日会，范围也不会太大”。

　　王如大谈筹划要把季羡林海外基金会做大、资助中国最好的学术著作、筹办中国世界哲学学会，听着“很振奋”。

　　其间，王如还拿出一本杂志，上有季羡林和王如在家里的照片，“给我的感觉她跟季老的关系确实不一般。”马志冰说。

　　此后，在王如的安排下，马志冰也曾到过朗润园公寓季羡林家中，当时季羡林早已住院多年，马志冰对王如的身份没有丝毫怀疑。

　　北大医学部研究生张某、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书刊服务部业务经理等人，均认为王如为人豪爽，是个“大女人”或者“不像个女人”，吃饭抢着买单，交游广阔。

　　北大证实，季羡林海外基金会只是由季老的一位学生捐出200万美金后成立的，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，暂时放在北大教育基金会下面，虽曾资助北大教授出过书，但此后就没钱了，基金会也就没有了活动。

　　季羡林晚年身边人“有机可乘”

　　一位与季羡林熟识人士称，晚年的季羡林被置于高位，加之身体原因住进相对封闭的高干病房，一般人鲜有渠道与之接触，无形中给身边工作人员在外虚张声势提供了可能。

　　钱文忠也表示，恩师季羡林是“外表光鲜热闹，内心孤独寂寞”。

　　他称，1999年后，季羡林身边无人可信赖。秘书李铮、女儿、女婿相继去世，孙子孙女都出国，儿子季承不往来。“恩师是一个犟脾气的人，又多少有点传统观念。旁边的人不去劝解，反而火上浇油。这样一来，就闹出了13年父子同城不相见的事情。”

　　法庭上，王如拿出两封经过北京司法鉴定中心确认的亲笔信，一封是季羡林财产捐赠小组名单，一张是给方咸如的“手谕”，要求“没有捐赠小组组长或我本人的批条，任何人不得进入13号公寓”。

　　而季承出具的六份季羡林手写材料显示，“我以前给李玉洁等的一切文件统统作废，委托季承处理”、“我从来没有做过全部捐赠”等。虽然尚未经司法鉴定，但有包括李铮之子等人在场见证。

　　公诉人称，王如一方的信件形成于2005年和2008年初，季承一方的信件形成于2008年后半年。

　　对此，钱文忠称，2008年10月，季羡林与他和几个信得过的人谈了很久，整个过程都有录音资料。当年11月，父子相见。

　　重逢时，季承一进来就跪下说：“老爷子，我给你请罪来了。”